这些符号或者是字词、语境、主题、效果或结果，或者是法律的精神或理由"⒀。

在上节提到的第三类"法官后语"样本，"小鹏，阿姨知道，你是个好孩子……"中，可看到类似的语境。就此言，本文使用的经验材料大体已被他人使用。

反对"法官后语"者，包括支持者，可认为即使存在需求互动，依然能按确定不疑的判决书及"附带"、法官角色及司法等原理予以抑制，或给与支持。摘要: 判决书"附带"，尤其是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中的"法官后语"，折射了关于判决书定义、功能，及法官角色和更宏大的司法的理论复杂，需深入辨析。尝试推进，是期待切开复杂的历史、现实层面，在变迁和各种互动关系的背景中，分析某个对象，如关于判决书及其"附带"的一个现有概念，如何具有自己的边界，进一步，认识此边界可能带来的局限，从而分析新的概念理解如何可能益于实践。[8]此理念，参阅 Richard A. Posner，"What Has Pragmatism to Offer Law"，Pragmatism in Law and Society. ed. Micharl Brint and WilliamcWeaver，Boulder：Westview Press，Inc. ，1991，pp. 35，265 － 267。司法实践者持这种观点的例子，参见张鹏：《判决书该不该有人情味："法官后语"引发争论》，载《北京晚报》2001 年 6 月 27 日，第 4 版。

[29] 而赞同者的思路较简单。[48]而近代以来的德国法院判决书，亦特别重视学理化的阐述论证，[49]并于晚近确立"不同意见制度"。他们亦明白，运用经验并实用地理解纠纷是司法文书的另一目标，法官的任务其次在于化解。

其结果，判决书功能本身便释放出多 样化，打开局限，去除单一。虽然实质性的法律确认及判决结果至关重要，但亦需其他辅 助性的内容及文字以互映。[78]进一步，如果法官可成调解角色，接受或拒绝法官 承担其他角色的理由，必定依存于具体语境的需求，依存于参与、关注司法实践 的广泛主体的感受及其"社会约定"，而非现代司法的理想类型的"法官"概念 本身。当法 官颇具公信力，或呈现难以质疑的权威，长期以来判决总令人信服，且形象已成 正面的魅力型，"法官后语"及更广泛的判决书"附带"，还会展现推进性的情 形。

[6]晚近法院尝试推进实践的例子，参见施莺、顾建兵：《南通中院首推"法官寄语"：让裁判文书更具人情味》，载《南通日报》2010 年 5月 25 日，第 A03 版，其中提到，法院要求试行"法官后语"制度。同样可分属第一类的样本还有一些，如"父母的养育之情是一份沉甸甸的恩情，是我们穷尽一生也难以偿还的恩情"。

由此推进，重视并积极回应被司法者和广泛司法关注者对司法的愿景，符合司法政治学的正当性理念，亦对中国现代正规司法建设有益。两者之 间有时理解、合作，更多情况下则是博弈。[72]小鹏：《"法官寄语"滋润了我荒芜的心田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10 年 6 月 9 日，第 1 版。[54]而现代中国一段时期，如前所述，常与近代以来的法国判决书模式相近，要求"简明扼要"。

"法官后语"实践，反映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复杂关联，并展现了中国基层司法者对两者的平衡把握意识。你二人已逾不惑之年，上有古稀老人殷殷期待，下有未成家儿女翘首以盼。另一方面，后者会留意前者的不满和要求，同时提出自己的坚守或妥协。[63]又如原被告的主张及理由陈述， 从法律角度看， 某些显然可能多余， 甚至没有联系，亦可回避不论，但判决书正文，时常罗列清晰完整，法官即使可 能文字处理、 简略从要， 但依然尽力全部写出， 后再仅附之 "与本案无关" 或 "无 法律联系"等修辞。

问题是， 卷入司法实践的被司法者，及特定条件下殊为关心司法实践的司法 关注者，怎样感受、期待、设想判决书功能？其是否完全受制于法律人的理念？ 当法治意识形态逐步扩展并"被信仰"时，这类被司法者及司法关注者似乎易追 随法律人，遵从上述界定，及顺应社会惯习，但考察实际，情形或许并非如此。参 见〔美〕戴维·迈尔斯：《社会心理学》（第 8 版），侯玉波、乐国安、张智勇译，人民 邮电出版社 2009 年版，第 132 页。

通常看，"法官后语"实践不断展开及总被当事人接受，[23]文学化修辞的运用为重要因素。之中，透露的一个信息，则是一般司法理论的"教义"和另类司法实践的"自在"，即自我生发及自我强化的"自在"，其间究竟存在何种辩证的博弈关系，而这种关系，又包含了何种深意？ 以中国基层司法"法官后语"为本文写作主线，另外的理由在于，相对其他"附带"，如"法条附设"、"权利告知"，包括"法官不同意见"，其内容和意向更多面，也由此更侧重了"伦理教化"、"善劝提议"、"情感渲染"等心灵调动对理性裁判的协调意义，展现了与判决书主体部分更丰富的互动关联，即司法文书应展现更丰富的公共治理及社会关爱的内容，以延伸理性裁判的适应能力与亲和能量。

[2]现有争论，增进了人们对判决书"附带"，尤其是"法官后语"的理解，亦为中国司法实践提供了参考和智识。后语撰写者的确 繁忙，甚至颇为辛劳，但其依然可有时间及能力，故问题讨论的思路应走向文本 已力行的可能效果（如是否恰提高司法效率、司法权威），及深层的是否应当。但重要的且应予关注的，则是"法官后语"实践与微观需求互动的逻辑关联。其当然知道，法官主要是理性判决，解决纠纷，但亦希 望看到法官的其他表达，如抚慰、鼓励，希望法官有如自己遇到的循循善诱的老 师、曾在媒体中见到的令人折服的贤哲、无时无刻不关心不牵挂自己的父母。福建厦门市海沧区法院郭静法官就自己撰写的"法官后语"说："法官也有才华，也有思想、有激情和情感，也有一颗火热的心"。但在此，更重要的也需特别讨论的，是诉讼中面对法官，被司法者不仅可能 产生社会角色融合的期待，而且会产生角色融合的"提升想象"。

其写道： 原告少年丧父，被告中年丧偶，实为人间悲剧。[56]参见贺卫方：《司法的理念与制度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193 －195、202 － 207 页，另参阅前引[45]，吴承学文，第 22 － 23页，再参阅徐忠明：《众声喧哗：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251、312 页。

换言之，"有效有益"的另外意味和"法官后语"写作的道德关爱意识，存在重要关系。司法实践者持这种观点的例子，参见张鹏：《判决书该不该有人情味："法官后语"引发争论》，载《北京晚报》2001 年 6 月 27 日，第 4 版。

故"法官后语"会冲淡判决书的权威性，并减弱法律效力的社会感受。而 乔某因情感困惑，期待法官判决离婚，但同时也潜在期待法官给与慰籍，有如期 待心理学的情感专家或自己挚友给与心灵宽解，否则看到"法官后语"，不会颇 为感动、热泪盈眶。

顺此思路，再进一步，可发觉，当阅读群体及阅读期待多 样时，不仅可能使判决书撰写者意欲的"原功能"发生变化，如提供的性别、身 份信息成为媒体和大众兴趣的焦点，像权贵、明星可为例子，而且可能使"阅读 者主观期待中" 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，如从判决书中获得法制教育转而发现如何 使判决成为谋利的工具，像已出现的、且负面的变卖判决书，及通过诉讼实现经 济交易可为例子。[22]转自小鹏：《"法官寄语"滋润了我荒芜的心田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10 年 6 月 9 日，第 1 版。[59]参见 Karl Llewellyn，The Common Law Tradition：Deciding Appeals. Boston：Little，Brown and Company，1960，pp. 132 －133。[61]如经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获得的法理、常理。

一位普通市民曾说：不要小看短短几句话，其将促使法官不断学习，努力写出更震撼当事人心灵的优秀文字。从历史层面看， 另可作为显著例子，法官调解同样可说明法官角色能丰富的 理据。

而其背后，依然是社会约定的机制。人们如何否定，"法条附设"、"权利告知"、"法官不同意见"等不因需求互动而产生？当事人常难知道判决依据的条文具体内容，面对判决书引用的条文标号，需另查阅法条文本。

而贴近经验材料，另意味着，以往研究虽然注意了经验样本，常以经验材料为开始，但其总易概括言之，未细致分辨，且总易疏忽"法官后语"样本与其他经验材料（即社会各种生活现实）的关系。一方面， 前者会关心后者的表达和传布， 同时提出异议。

如为人熟知的里格斯诉帕尔玛（Riggs v.Palmer）案的终审判决书，其中，法官花费大量笔墨论证一个类似法学论文的观点，即立法者如能设想该案情形（继承者为获遗产谋杀被继承者，而法律对此却无明文规定），并认为有必要制定相关规定，则会毫不犹豫（此为法学界长期讨论的"假设立法者意图论"）。这些当然重要，亦可拓展理论分析的背景视野，然而原有资料已需深入、重新理解，在我看，已具备理论提升的可能性。另一例子，参见富心振、许根华：《南汇区法院法官寄语教育 父子俩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06 年 5 月 10 日，第 4 版。[51]参见刘风景：《不同意见写进判决书的根据与方式--以日本的少数意见制为背景》，载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07 年第 2 期，第 100 页。

当"法官后语"试图用伦理内容支持法律内容，以使伦理理解支撑法律理 解，或试图用伦理内容补充法律内容，在法律内容无法或难以触及的地方，让伦 理内容发挥影响，或试图通过富情感、文学化的叙述，抚慰当事人，并使法律内 容经生动而获得亲近， "法官后语"既是判决书制作者的主动预期，又是社会各 类阅读者感受和期待的结果， 而将判决书制作者的主动预期视为对社会各类阅读 者感受和期待的回应，更适宜。[9]关于法律与文学的这一思想，参见 Gary Minda，"Law and Literature at the Century's End"，9 Cardozo Studies in Law and Literature 245（1997），pp. 246 －248。

其显然意在陈述素朴的伦常义理，从亲情、生命延续和情感需要的角度，增加法律裁定正文对案件被告人的效果，将法律理解续展为道德理解。陕西同川市耀县法院在一份不准离婚的判决书后面附语： 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

这些普适原理，可以甚至有必要校正现实，或支撑现实。[57]参见［法］勒内·达维德：《当代主要法律体系》，漆竹生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，第 365 页，另见前引[53]，第 355、349、465 页。